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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海珠映瓷路远(下)
点击:3155  来源:北海日报  作者:范翔宇
上窑出土的明代嘉靖烟斗
 
    在盐务方面,清代的武刀厂即在今银海区辖是福成海边,设有灶四十六座,司事一人,巡丁二名管理,收盐4920包(每包一百斤),盐仓十四间,其中宁海二间、竹林四间、旧场四间。
    清代的盐务管理十分严苛,朝廷指令户部成立了盐埠公局,规定各盐场所产的盐,由盐埠公局统一支配,同时划定了各海盐销售的区域,不得相互交流。廉州所产的海盐被称为廉盐,廉盐销售的范围、包装数量都有严格的规定。廉各级官府不得逾权,违者严惩。康熙十九年(1680年),朝廷将白沙、白皮、白石三个盐场合并成立了白石场盐场。白石场盐场的辖区包括了今北海、钦州、防城海域的生产区。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朝廷因为白石场辖区太广阔,又将之分为白石东场(合浦),白石西场(钦、防)两个盐场。乾隆三十九年,两盐场的产量达2865吨,基本上恢复了宋代的产量,但此时广西人口剧增,海盐由宋代的基本自给(时每人每年消费量达2800克),到了乾隆年间,合浦海盐的年产量2865吨,而年需求量却达17910吨,自给率仅为16.67%。于是,廉盐的海盐专卖局面又就愈加严峻,成为朝廷重点控制的特供产品,相关的措施制度也严厉近似苛刻。廉州是广西海盐的唯一生产供应地,盐业生产直接影响朝廷税赋,对民生影响犹大,管制之严可想而知。
    乾隆元年(1736年)清廷又规定:盐场附近贫苦百姓,年过五十及十五岁以下,无人供养者,准许每人每日卖盐五十斤易米度日,但不得出盐场所在县界。乾隆十年(1745年),朝廷专门制订了两广盐法八条。乾隆十八年(1753年)在合浦设立了白石场盐署。到了道光、嘉庆两朝,对廉盐生产控制更严,多次行文严惩私盐,确保廉盐进入湖南市场。道光六年(1826年),因私盐冲击,官盐积滞,影响岁入,朝廷开展了打击私盐的大整治,在广西、江苏、广东等沿海九个州府统一行动。民国初年,合、钦、灵、防的所有盐场并入合浦白石场署统一管理,计有大岗、竹林、公馆、平山、石头埠、犀牛脚、江平、企沙、乌泥、车板(今广东廉江境内)、榄子根等十二个盐场,所产的由场署统一分配各埠销售。
清代所设的武刀厂有如此规模,银海古代的盐业生产在廉盐中的地位,由此可见。
    在以合浦为始发港的汉代海上丝绸之路开通以后,陶瓷商品出口始终是海上丝绸之路的主要品种,到了唐宋之后,甚至超过了丝绸。许多重要的进出口产品生产基地相继在合浦建立。陶瓷生产基地就是其中之一。已发现合浦的草鞋村汉窑群、老哥渡汉窑群、唐英罗窑址,明上窑、宋下窑,大小不下二三十外。大量的窑群见证了各朝各代合浦陶瓷的品种和规模,同时见证了以合浦为如发港的海上丝绸之路也是陶瓷之路的历史实。银海区古属合浦廉州的陶瓷产业,在其中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下窑在福成镇下窑村,属宋代陶瓷窑址。原有十余座古残窑沿江边分布,窑与窑之间的距离约相30米。整个窑群南北长约400米,东西宽约200米。由于岁月湮没,目前能看见的窑堆只有五六个,窑堆多被荒草所覆盖。寻觅其间,在窑堆周围仍见瓷片,废品堆积层较厚。烧造的陶瓷有罐、盆、瓮、碗、壶、擂盆等日用生活陶瓷成堆藏于草丛中。拨开来看,有缸、罐、碗、壶、盆、磨钵等多种残片,颜色有青、黄、灰、绿。有些青瓷片釉色较好,呈黄色或青黄色,釉色滋润、火候较高、胎体坚硬。有些釉层较肥厚,有开片。偶尔间还有可发现垫饼,匣碎、石捶、窑砖等窑具。这些残存的瓷片,见证了海丝路同时作为陶瓷出口贸易通道的历程。
    在福成镇上窑村。19577月广东省文物普查认定为宋代窑址(也有考古人士认为属于明代瓷窑,并相沿为例)。198011月,广西区文物队会同合浦县博物馆对该窑进行发掘。当时窑址的火膛及烟道已全部被毁,仅剩窑床中部11米长。该窑床为斜坡式龙窑,长50米,宽1.61.8米,窑壁残高3545公分,窑室斜度为25度。
    上窑遗址考察的一个表志性成果,就是出土有三件陶瓷烟斗,一个壁薄、釉细的残破小酒杯,和一件圆形有柄瓷质压槌。瓷质压槌直径9.5厘米,圆形面上楷书嘉靖二十八年四月二十四日造铭文。证明这三件烟斗与压槌是同一时期的遗物,距今已有460多年的历史。这三件瓷烟斗,形状不一,共分三式:Ⅰ式:3.4厘米,斗高2.3厘米,杆孔径1厘米,斗径1.5厘米。烟斗呈长方条形状,灰白胎,除底面无釉外,其余三面均施青黄釉,制作比较精致。这三件瓷烟斗是迄今为止我国发现的最早烟斗实物。陶瓷烟斗的出土意义重大,由此见证了烟草的种植首先是在廉州引进种植后,才逐渐向内地推广,这对研究烟草在我国的出现和发展,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烟草不是合浦本地原产作物,是从美洲移植过来的。在此之前,中国从什么时候起本土开始有烟草种植业,缺乏详细的史料考证,一直一个待解的课题,有研究者推想是在清嘉道年间与木薯等农产物种一起引进的。上窑遗址发现的3件瓷烟斗,已被证实是迄今为止,中国发现最早的烟斗实物,背后的嘉靖二十八年四月二十日造的铭文,由此可以证实,中国种植烟草是在明嘉靖年间(1522—1566年),是首先传入合浦等沿海地区大量种植烟草之后,再传入广西各地。三件瓷烟斗的比例也不相同,显然是为了满足不同的烟民而设计的,由此又可知,当时的烟民数量已是相当庞大了。从瓷烟斗到卷烟生产,印证了合浦烟草业发展的历史进程,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也是一个领先的过程,从另一个侧面反映珠乡先辈的创造能力和包容开放意识。据此,合浦也应称为最早的烟草之乡了。
    可惜的是,上窑窑群遗址和下窑窑群遗址没有得到应有的保护,长期以来处于湮没状态,已经渐渐的鲜为人知。而且,遗址现场又多被破坏,如上窑遗址北挖开后没有做好覆填措施,挖口的水土流失严重,大量的残瓷片被毁坏或掩埋。再加上人为的破坏,遗址上种树,遗址周边开荒,当年若大的古窑场,只剩下一个不起眼荒土堆了…… 
    除了上下二窑之外,银海区的福成还有一出明代窑址——红坎岭窑址。银海区古属合浦的陶瓷产业,在海上丝绸之路对外贸易中的贡献永载史册。
    南北朝时期,天下纷争不断,群雄并起,州府郡治变更混乱,合浦郡也被分列另设其它州郡,。南朝宋泰始七年(公元471年),刘宋以交州合浦郡、广州郡分地出去设越州。从合浦郡划出了东北部设临漳郡、百梁郡,划出北部设安昌郡。至萧齐时(公元479年),又从合浦东南划出一部设盐田郡,盐田郡驻今北海市东南(事见由原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副主席张声震主编的《壮族通史》上),这就是有史记载在今北海市境内设置的最早的郡一级行政区,所以,通常所说的至民国初期北海不单独作为行政区域设置的说法,是不准确的。据此,今北海市境内的行政建制历史可上溯至南北朝。自盐田郡设置后,今北海市区内先后设置过一郡三县。
    按《壮族通史》考证,南北朝时的盐田郡是在今北海市境内东南,在这个区域内有大冠沙盐场(古称盐田)、咸田镇,这些地名都有明显的代指。据史籍记载,南北朝时期刘宋王朝在今北海市区内所设的盐田郡,仅领一个县,这个县名曰:杜同。
    到了唐初,朝廷又以合浦郡地的今北海及防城一带设置陆州(后改为钦州)。由于时间短促,史料只记州郡设置,虽无多资料可查,但从当时陆州是属于正州(唐代开始推行羁縻州制度,实行小数民族自治)的设置来看,陆州的规格模都不会低。从盐田郡到陆州,合浦历史上行政建制设置的研究,又多了一条重要的线索。
    唐初,合浦改为廉州。先后领过九县(《新唐书》和《旧唐书》的记录相差一县),这九县是:合浦(今合浦县东北)、封山(今广西钦州市境)、高城(今广西钦州市东北)、大廉(今合浦县南)、安昌(今广西钦州市境)、高城(今广西钦州市东北)、大都(今广西博白县)、还有东罗、珠池。其中的东罗、珠池(两县均在今北海市境)。在这九县当中,有七县地望都明确,唯独今北海市境内的东罗、珠池地望无考。那么唐代设置的这两县应该是今北海市境内的具体什么位置呢?要考查东罗,珠池两县的具体位置,就必须查证唐代廉州府辖范围内县治的变更状况。首先从方向去查证。 
    北海市在廉州府城的正南部。那就先从廉州其它方向逐一查证排除。廉州北部唐代在原合浦郡境地分设的州县有:容州(即合浦郡北流县今容县)、禺州(即合浦郡定川县今陆川)、钦江(即合浦郡宋寿县今钦州)、姜州(即今合浦县西北)。从这些州县的地理位置可看出,这一时期内,以合浦郡分设的其它州县都与今北海境内无关。而这一时期内廉州府治所辖过的九县中,其它七县都有明确的地望,也与今北海市境内无关。如此一来,今北海市境内的东罗、珠池两县的大概方向就较易查找了。
    确认南北朝时期今北海境内设置盐田郡及唐代设置东罗、珠池两县的《壮族通史》成书于19945月。当时的今北海境内尚未包括原合浦县辖、19941217日划归北海的南康、营盘、福成三镇。那么,寻找东罗、珠池两县旧址的范围也就大缩小了。
    南北朝与唐至五代相距500年,州郡设置是否有重叠巧合的可能?这种现象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少见。如在唐初的971年至明中期的1472年的500年间,廉州府辖治就先后十三次变更重叠改换。南北朝时的盐田郡500年后变更为东罗、珠池也是有可能。因为,在这一带区域内,属于今银海区辖的古地名有咸田、驿马、冠沙、龙潭、平阳、古城(咸田、福成)等。而且有竹林、青婴古珠池,设置盐田、珠池等郡县的可能性应该是存在的。
    因此,南北朝至唐代,合浦郡地今北海市区内曾设置的一郡三县,即盐田郡,杜同县、东罗县、珠池县在是银海区境地应是有迹可寻的,有待进一步的深入考究,首先是银海区应当敢于作为、善于作为,也是能够为北海历史文化的传承发展有所作为。
    在研究银海的历史文化时,抗日战争时期,福成人民勇毙日寇的事迹,是其中光辉的一页。193812月中旬,一架入侵的日寇战机在合浦福成卖兆降落,机上的五名日寇士兵爬出机舱后,疯狂地开枪扫射当地农民。面对日寇的凶狠残暴,卖兆的农民没有被吓倒,而是团结起来,运用各种方法与之周旋,最后将这五名日寇士兵全部击毙。这是北海抗战史上,在非主要正面战场上,一次击毙日寇士兵最多的战斗,在北海抗战史诗中留下了光辉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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