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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敦煌壁画说北海佛教文化之起源
点击:2175  来源:北海日报  作者:范翔宇
 
    敦煌石窟壁画是描写神的形象 、神的活动 、神与神的关系 、神与人的关系以寄托人们善良的愿望,安抚人们心灵的艺术,是佛教文化在中国艺术表现形式。而莫高窟第323窟的“合浦石佛浮江图”又称“石佛浮江图”,就是讲述佛教从海路传入中国,发生在合浦的一段传奇。
    这幅石佛浮江图与敦煌石窟的其它壁画相比,在构图上有着鲜明的故事特色,人物关系众多,画面结构庞杂:有大海 、有城池 、有人在赶者牛车 、有人在忙碌地装船 、有人在虔诚地跪拜 、有人在路边摆卖 、有巨大的佛像,还有匆匆赶路的行商和游方的僧侣。这就是以合浦石佛浮江的传奇故事为背景而创作的“合浦石佛浮江故事全图”。
    “合浦石佛浮江故事全图”的传奇记载最早见于《南史》“夷貊扶南国传”和《梁书》诸夷扶南国传”。书中记载的故事情节是这样的:晋咸和中,丹阳尹高悝行至张侯桥,见浦中五色光长数尺,不知为何怪,乃命人於光处得金像,无有光趺。悝乃下车载像还至长干巷首,牛不肯进,悝乃令驭人任牛所之,牛径牵至寺。悝因留像付寺僧。至夜中常放光明,又闻空中有金石之声。经一岁,临海渔人张系世於海口忽见有铜花趺浮出,取送县,县人以送台,乃施之像足,宛然合。会简文帝咸安元年。交州合浦人董宗之采珠,没水底得佛光焰,交州送台,以施于像又合焉。
    自咸和中得像至咸安初历三十余年,光趺始具。初悝得像,后有西域有僧五人来诣悝曰,昔於天竺得阿育王造像,来至邺下逢胡乱,埋於河边,今寻觅失所,五人尝一夜俱梦见像已出江东,为高悝所得。悝乃送此五僧至寺见像,觑欷涕泣,像便放光明照烛殿宇。又瓦官寺慧邃欲模写像形,寺主僧尚虑损金色,谓邃曰,若能令像放光回身西向乃可相许。邃便恳拜请,其夜像即转坐放光回身西向。
    明旦便许模之,像趺先有外国书者莫有识者,后有三那跋摩识之,云是阿育王为第四女所造也,及大同中出旧塔舍利,敕市寺侧数百家宅地以广寺域,造诸堂殿并瑞像周回阁等,穷於轮奂焉。其图诸经变并灵人张繇运手繇丹青之工,一时冠绝。”故事所指的晋咸和中,咸和年间为公元326—334年共九年。在此期间,丹阳的官员高悝发现“浦中”即江河入海处发现有异光闪烁,于是派人下去打捞出一缺“趺”的佛像,趺是佛像的足部。高悝把这尊佛像用牛车运回去的时候,到了长干巷口,拉车的牛就不肯行走了。高悝只好叫驾车人让牛随意走动。结果,牛把佛像拉到了长干巷里的一座寺庙,高悝就把佛像留在这间寺庙中供奉。夜里,佛像就会放出光芒,空中还有铁器相碰的声音相伴。一年后,住在海边的一个打渔人名字叫做张系世,他下海打渔时捞得一对铜花趺,拿去送给县官送去与佛像对接,竟然非常吻合。过了三十多年之后,合浦人董宗之在下海采珠时又打捞得佛光焰(佛光焰是一种涂在佛像上能发光的原料,是用海产品制成),当把这些佛光焰送到长干寺施于佛像时,又完全相合。至此,经历了前后三十多年之后,这尊佛像的各种部件终于齐全。真是一个传奇的故事。
    传奇并没有因为佛像得到完满而结束。佛像的身世更是充满传奇。原来,高悝捞得佛像之后不久,有五个来自西域的佛教僧人就来找到了高悝,对高悝说:这尊佛像是天竺国阿育王所造。佛像造好后送来中国,到了邺下(南京)时,正逢战乱,于是就把佛像埋在南京附近的河边,现在他们五人是奉命前来寻觅这座佛像的。此前,在同一天晚上,五人都做了一个梦,梦见佛像已重见天日,被高悝所得,于是就找到了高悝。高悝听了五个僧人的诉说之后,就把他们带到安放佛像的长干寺。
    这五名西域僧人见了佛像后痛哭涕流,感动了佛像放出光芒并转身西向。后来,得到三藏那跋摩的指认,才知道这尊佛像是天竺国阿育王为他的第四个女儿专门铸造的。这尊佛像前后经历了约有四十余年,东西两方吉祥感应,金佛像 、莲座 、背光才完全集聚安置于一身。
    这个传奇故事后来经过佛教典籍的改编演绎,成了一个完整的,情节生动的“东晋杨都金像出渚故事”广为流传,形成经典,并绘于莫高窟初唐第323窟南壁中段。画面中金佛像 、铜莲座 、佛像背光均金光万丈,光芒四射。海岸上许多男女老少僧俗众人迎接金佛,有步行者 、有骑牛 、骑驴者,是一幅热闹的宗教活动风俗画。
    因这尊佛像而产生的种种传奇,虽然有太多的夸张成分,但是却准确地传递了这样的信息,起码是在西晋时期,天竺国铸造的佛像运到中国来,就是从海路南传通道经合浦中转站传入中国内地的。《南朝佛寺志》记,交州刺史曾上表晋简文帝,献合浦佛光焰,施于建业长干寺的佛像。而当时合浦已有灵觉寺(今东山寺),佛火焰先在灵觉寺试用成功后才送到建业的,说明晋时合浦的佛教活动已相当普遍,灵觉寺也具相当的规模。
    越州是泰始七年(471年),刘宋以交州合浦郡及广州部分地方所设,州辖郡范围均是汉合浦郡地。南齐永明年间在越州也即汉合浦郡发现的这两件祥瑞物都是与佛教活动有关。在史料记述中,合浦所产的特大型珍珠是时有所见的。而珍珠作思惟佛像的形状,却是十分罕见的了。为此,齐武帝专门下旨在京城南京建了一座佛寺来供奉这颗珍珠佛像。这间佛寺就叫禅灵寺。永明三年,渔民在海中捞获的铜兽,也是佛教物品,这从铜兽身上的铭文:作宝鼎齐臣万年,子孙承宝”应是寺庙中以瑞兽作底座的鼎形香炉之类,这个物品在海中捞获,当是佛教徒们从海上丝绸之路运来中国时,因某种事故而沉入海底。这些都为佛教从海路经合浦传入中国内地增添了旁证。
    合浦作为汉代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所在地,以其独特的地理位置,继对外经济交流之后,又成为对外文化交流的重要桥头堡,作为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特征之一的佛教,也以合浦作为海路通道进入中国。合浦因此成为佛教南传通道之后,自汉晋以来,珠乡大地上留下了以“四寺三庵七十二庙为象征”的大量见证佛教在中国流传的遗址遗迹遗物,这些遗址遗迹遗物也是合浦作为佛教南传通道发祥地的重要物证。合浦成为佛教南传通道及其事典活动,在史籍中早有记载。
在大量的史料记载中,已证实有大量的印度高僧到中国传经弘法是从海上走上古代海上丝绸之路这条大通道进入中国的。由于唐代以前广州不能直航南洋进入印度,印度来船也不可能直航广州,而史载合浦在战国时期已可以于郡城西南九头岭下的古乾体港建造大型海船循岸远航。合浦又是汉武时期开辟的海上丝绸之路的最早始发港。因此唐代以前的印度来船及交趾来船均需先期到达合浦,再转船走“交广通道”或“东冶至交趾航线”到广州等地去。合浦因而成为佛教海路南传中国的必经之道。亦因为如此,达摩等著名印度高僧们是于唐代以前进入中国的,根据当时的航海条件,亦必然先进入合浦然后再转道到广州的。
    任继愈主编的《中国佛教史》记述:佛教在西汉末年已经西域传入中国内地,到东汉以后逐渐在社会上流行。”从南北朝至唐朝,中印和中斯高僧的相互往返,弃陆路而取海路相望于道,络绎不绝。”又“三国以前,合浦郡隶属交州,由于交州与印度相距不远,此地除与中国内地有文化 、宗教交流外,也直接从印度输入佛教”。这就非常明确地肯定了印度高僧是选择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取海路”而来,并先到达合浦再经合浦转进内地的史实,而且时间早在南北朝时期。
    《中外历史大事记年表》记载:东汉建武二十六年(50年),印度王子混填和蛇王女儿结婚,做了扶南王,印度和柬埔寨交往甚密,古印度僧人的来往,经扶南到越南,再乘船到达合浦,进入中国传经弘法,是一条最便捷的路线。”综上所述,见证了最早从南方进入中国传教的印度高僧们选择了古代海上丝绸之路航线“取海路”、乘船到达合浦”的足迹。正如《广西通志·宗教志》所阐明:交广通道于南朝以前主要是广西通道,即合浦港—南流江—北流江—苍梧—桂江—湘江—长江。”这个通道至今还留下不少佛教初传的痕迹。”广西学者林志杰在其专著《论佛教在桂北的兴盛及其原因》中记载:广西地处祖国南方边陲,濒临南海,北部湾的合浦 、乌雷(在今钦州市,汉合浦郡地)又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 ’的最早启锚地之一,因而在佛教东传中是首当其冲。根据考古材料,早在西汉晚期,佛教已从海路传入北部湾沿海一带,然后通过‘交广通道 ’由合浦沿南流江 、北流江抵达苍梧(今梧州市),再由苍梧溯桂江 、漓江传往桂北。解放后先后在合浦 、梧州等地汉墓中出土了一批胡俑(陶僧俑),俑高鼻深目,络腮胡子,属于欧罗巴人种印度地中海类型。学者认为这是随船东来的西亚外僧,是佛教入桂的最早传播者”。亦阐明印度高僧“在佛教东传”中先到“合浦 、乌雷”。
    广东省海上丝绸之路专家组考察了汉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后也撰文论证:古贺州原是属于百越中一支古苍梧属地,秦始皇开辟岭南新道和桂林古道,都途径贺州境内,是一条连接海陆丝绸之路的主要通道。古印度佛教也是从合浦向贺州传播。”1981年,中国佛教协会主席赵朴初先生在为江苏连云港孔望山佛教摩崖石刻造像题诗云:海上丝绸路早开,阕文史实证摩崖。
    可能望孔山头像,及见流沙白马来。
    诗中提出了佛教从海路传入中国时间比陆路进入中国的“白马驮经”要早。赵朴初在《佛教常识问答》一书中也写道:“佛教传入中国的途径除了最初由陆路从西域而到关中之外,有无经海路到达吴楚的可能?根据汉明帝的弟弟楚王刘英信奉佛教的情况来看,可以证明这一点。我同意这个看法。据史籍的记载看来,当时楚地佛教的传播比起中原,似乎更盛一些。”广西研究佛教史的专家 、原广西博物馆馆长蒋廷喻教授在其所著《广西唐宋时期佛教遗迹略》一文中也认为:外国僧人所谓到广州,其中也应包括在广西合浦登岸者。而当时从广州到建业(建康,今南京)的内陆交通以溯桂江入灵渠,过湘江走廊,或走零陵,桂阳峤道,最为便捷,这两条通道都以穿越广西境内为必由之途”。
    如此众多的佛教高僧通过佛教海路南传通道往返中国,并成就了中国佛教发展史和中外佛教文化交流史上的盛事。同时,形成了“一站三线二中心”的传播格局。为佛教进入中国传播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一站”是北海合浦始发港中转站。大量的中外佛教高僧在北海中转站登岸转道,或西行求法,或东进传教,或北上布道,佛教传播空前活跃。
    “三线”是以中转站为基点,沿合浦南流江黄金水道北上伸延线:合浦—桂林(漓江 )—湘江—长江—中原;沿海岸线城镇东进伸延线:合浦—广州—泉州—杭州—苏州—中原;沿中转站周边辐射线(包括古代安南 、交趾 、日南及黔 、滇 、川地区)。
    “二中心”是以桂林为中心的壮族佛教传播区;以广州为中心的沿海东部佛教传播区。
    以“一站三线二中心”为标志,佛教海路南传的大格局形成,佛教海路南传通道的建立成为佛教传入中国发展史上的一条重要分界线,佛教传入中国发展的重点和对象发生了根本的转变,主要体现在六个方面:(一)是以朝廷 、官员为重点对象转变为以民间为重点对象;二 )是以京城及周边中心城市为主转变为向沿海城镇及乡村为主;(三)是贵族式的活动方式转变为平民化的活动;四 )是由交流访问转变为普及传播;(五)是寺庙的奢侈象征性转变为实用型的传播平台;(六)是由内陆定点发展转变为沿海群体发展。以佛教海路南传通道建立这条分界线为标志,佛教在中国进入了全面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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